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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联报告,传统发达国家在全球逐渐失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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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媒称,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变化,是高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重日益下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分化”——就在那个时候,如今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财富和力量发生飞跃,超过了其他国家——明显迅速逆转。曾经的“分化”已停滞,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大趋同”。然而,这种趋同也是有限的趋同。这种改变全都与亚洲(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有关。

图片 2 联合国图片/Devra Berk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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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27日报道,最能体现中国进步的东西,莫过于其庞大的储蓄。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储蓄总额几乎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中国储蓄了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这种异常高的储蓄率可能下降,但这种下降将是渐进的,因为中国家庭可能会保持节俭,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持续高企。

国际电信联盟今天发表的年度《衡量信息社会报告》指出,几乎所有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都在继续保持强劲增长,30多亿人可以上网,而三分之二的网民在发展中国家。但报告同时指出,农村互联网接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城镇地区。报告呼吁各国力争使更多农村家庭能够连通宽带互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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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称,中国之所以积累起如此庞大的储蓄,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规模已变得如此庞大,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家庭和企业储蓄如此多。中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可能和美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一样。

报告指出,全球互联网使用持续稳定增长,2014 年全球增长率为 6.6%,其中发达国家为 3.3%,发展中国家为 8.7%,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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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从64%下降至区区39%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份额的上升完全是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因此,预计同期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将从12%升至39%。

就用来衡量各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指数的排名来看,丹麦位居榜首,其次是韩国;就区域排行来讲,欧洲遥遥领先,其次是独联体、美洲、亚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平均而言,发达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数值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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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称,预计到2022年,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比例将与高收入国家相同。中国的崛起是这种相对经济实力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产值的份额预计将从1990年的4%升至21%。

报告指出,截至今年年底,全球几乎 44%的家庭将可在家上网,而去年和 2010 年的数字分别为 40%和30%。在发达国家, 78%的家庭拥有住宅互联网接入,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为31%,联合国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仅有 5%的家庭能够接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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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世界产值中的权重日益上升,在世界人口中的权重也日益上升。从1950年到2015年,当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7%大幅下降至15%。甚至中国人口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22%下降至2015年的19%。预计印度到2025年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50年,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到2050年将占到全球人口的22%。这种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报告还指出,贫困国家在获取国际带宽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尚未使用互联网的 43 亿人中,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方面的城乡鸿沟也在不断加深,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种鸿沟也依然存在。

当技术的使用在现代社会无所不在,一套共同的特性可以用来现代技术上。

  报道称,经济趋同和人口比例变化是这幅经济全景图的核心元素。第三个是技术改变。数据处理与通信的汇聚带来了互联网,这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技术。

报告同时指出,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国际总带宽中所占比例已从 2004 年的 9%上升到 30%以上,而世界上 42 个连接程度最低的国家有 25 亿人口仍然无法接入因特网,缺乏足够的国际互联网带宽依然是许多连通程度最低国家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主要障碍。

英国媒体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题为《技术带来的七大变化》的文章。

  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推动全球技术前沿不断扩张。西北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表示,美国经济眼下并未达到其在1920年至1970年实现的卓越生产率。他还表明,1994年到2014年生产率突然大幅增长——往往归功于互联网——但随后一段时期的生产率却极为低下。测量误差似乎至多只能对这种令人不安的放缓的一小部分做出解释。另外一个片面的解释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投资低迷。

文章说,如今人们习惯性地把技术说成一个特别的经济部门,包含精密电子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以及提供依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服务。

  报道称,相对经济实力快速改变以及人口相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塑造了世界。与此同时,增长动力来源——新技术、生产率增长以及全球化——也放缓至令人担忧的水平。一个后果是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金融危机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后果。

这是一种狭窄得离谱的定义。从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发明的每一种方法都是技术。发明技术的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此外,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新型通用技术的影响范围远大于狭义的技术领域。

  报道称,各个高收入经济体的民粹主义压力日益增加,这让管理这些变化更为困难。最为重要的事态包括自金融危机以来实际收入陷入停滞或者下降。在2005年到2014年期间,许多高收入国家高达三分之二人口的实际收入似乎停滞或者下降。难怪有这么多的选民脾气暴躁。他们不习惯这种状况,也不希望习惯。

我们需要在更大背景下评估当代创新。以下是有关这些变化的7点。

第一,近期的通信技术创新渗透速度快得惊人。2015年末,移动手机订户超过了70亿,渗透率达到97%,远高于2000年的大约10%。同期互联网接入的渗透率从7%升至43%。

在经济层面,这导致电子商务崛起、产品能够比特化的行业发生转变、共享经济兴起。在社会层面,这改变了人际交往。在政治层面,这影响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存在一道深深的数字鸿沟。2015年,发达国家81%的家庭能够接入互联网,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接入比例为34%,最不发达国家的接入比例仅为7%。

信息就是力量。目前还不清楚,互联网接入的迅速普及会不会比互联网可用性方面的持久差异更重要。但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越过糟糕的通信和金融网络、实现跳跃式发展的能力已经转变了一些发展中国家。

第三,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并未带来生产率增速的持续提高。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是新技术发展的领导者,而且在一个多世纪期间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最创新的经济大国。

在截至1966年的10年里,美国的每小时工作产出每年增长3%,其后增长率下降,在截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年里跌至1.2%。在万维网问世后,该增长率在截至2005年的10年里提高到2.5%。然后又在截至2015年的10年里降至1%。

对生产力增长的来源进行解构突显了这一点。在截至2015年底的10年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只增长0.3%。

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所指出的,清洁水、现代下水道、电力、电话、收音机、石油行业、内燃机、汽车以及飞机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问世的创新,它们带来的变革远远大于过去75年期间的信息技术。

针对这一点,一些人主张,统计学家未能正确地衡量产出,部分原因是未能把搜索等免费服务计算在内,这些服务产生了未经测量的巨大剩余价值。然而,我们不清楚为何统计学家会在21世纪之初突然失去衡量新技术影响的能力。与上文阐述的道理一样,大多数新技术都会产生未经测量的巨大剩余价值。想想电灯对学习能力的影响吧。

第四,至少在3个方面,新技术加强了不平等扩大的趋势。第一是赢者通吃市场的崛起少数成功人士、企业和产品主导了世界经济;第二是全球化的兴起;第三是金融交易和其它抽租金融活动的爆炸式增长。

一些人主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使一些相当复杂的技能变得多余。若果真如此,这可能会使机器人的主人与其他人之间出现根本鸿沟,就像当年的地主和无地劳动者之间的鸿沟那样。

第六,全球化通信的兴起、我们对网络空间的依赖上升、巨型技术公司的崛起和大数据的发展给隐私、国家安全、征税能力,以及更广义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第七,多元化的互动媒体的发展正在影响政治。更广泛的获取知识的途径是一个潜在的福音。但新技术也可能被用于散播谎言、仇恨和愚昧。

技术是工具。它们提供机会,也暗藏危险。古往今来,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始终取决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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